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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的罪恶与生俱来,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暗夜里,都会不经意间悄悄滋生,等待着某一时刻的疯长。
起初到镇上上学的时候三里屯的孩子都是家长接送的,后来春耕家家户户都要忙,所以三里屯一起上学的孩子们都是各家家长轮流带队送去上学的。从三里屯到镇上小学十里路远,有时日本的宪兵队会开车从那里路过,有时路上也会看见一些外乡的流浪汉,大人们不放心。
三里屯的小学并不算太大,一共就七八间教室,不过由于是镇上唯一的小学,所以学生特别多,尤其是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太多,教室里课桌和课桌之间挨得很近,平常走路上个厕所都不好走,那时的学生又常打架,一旦打起来周围的人都会被波及,躲都没法躲。
那时的课本只有国文和算术,国文的启蒙读物是《三字经》,教我们的老师姓张,叫张顺义,五十来岁,为人很是严厉,他平常也不苟言笑,常年板着脸,有学生犯错或者读书读不好他就用一种叫篾片的竹尺打手背,我那时候没少挨打。
张顺义是浅塘镇小学的校长,他是个很古板的人,也是那时不多见的留着清朝大辫子的人,他常年带着一顶黑色的线帽,读起书来慢条斯理,是个标准的学究先生。
在学校里学生们都管其它老师叫老师,唯独称他为先生。
那时候国文和算术都是张先生教的,教字的时候张先生一遍遍让我们跟着他读,那时没有汉语拼音,从“人口手上中下”这些简单常用的字,再到学汉字需要的注音字,都是他口头教授。
班上的学生大到十几岁小到五六岁,将近一百来人张先生不可能一个个纠正,但是他每天都会检查,若有不认识的字或者读音不标准的都会被戒尺打手背。
有一次我被打得疼了就哭了出来,下课后江生跑到我的座位上很心疼地安慰我,从那之后放了学他回家就检查我的功课,并且自己教我一些还未学到的常用汉字,让我和他一起背书,生怕我再被先生打。
江生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上三年级了,所以一年级的课程对他根本没有任何难度,张先生见江生乖巧聪明,一向吝啬于褒奖的他却经常在课堂上夸赞江生。
那年是民国三十三年,江生九岁,我和小五则都是七岁,天真无邪的年纪。
刚入学的那段时间小五特别苦恼,他个子不高,又是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座位,基本上天天被张先生叫起来默写汉字和读课文,而小五每次都不负众望地让自己成为笑柄,时常惹得全班哄堂大笑,每次被先生打手背的时候喊的声音也特别大。
张先生看着小五胖胖的小手也不舍得太用力,每次敲两下就点到即止。
那时候班上的胖子一共就两个,一个是小五,另一个叫王虎。王虎性格很懦弱,被人欺负也不敢还手,小胖子在众人的心目中本就是猪头猪脑的形象,小五自然也逃不过这种印象,尤其开学一个多月后的算术考试,小五的试卷得了三分,当之无愧的倒数第一。王虎则得了五分,倒数第二。
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这么笨的,因为几乎所有人的分数都在六十分以上,除了小五和王虎。
张先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天之计在于晨,他上午会反复教我们读书认字,下午教算术,剩下的时间便是自己温故的时间。而那温故的时间便是小五和王虎的睡觉时间,每次他们都能呼呼大睡,完全不管周围有多吵闹。
除了三里屯的孩子,所有人都以为小五和王虎一样好欺负,有一次小五在课堂上睡觉,张先生让小五的同桌将他叫醒,同桌摇了摇小五,贴在耳边说先生来了,这样小五都没醒。
张先生有些生气,让小五同桌将他捶醒,于是同桌攥着拳头卯足了劲儿捶在小五的背上,一连捶了两下,咚咚的两声震响响彻教室,小五这才猛然惊醒过来。
“先生,我手都捶麻了。”同桌委屈说道。
所有人都哄堂大笑,小五则一脸发懵地看向脸色难堪的张先生,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
“睡觉出去睡,现在就滚出去!”张先生勃然大怒,将小五赶出教室。
小五只好吊儿郎当地走出教室,像往常一样被罚站,一脸不服气。
张先生说:“这个马小五,是我教书这么多年以来遇到最笨的学生,没有之一!十以内的加减法,就算全写一样也不可能就得三分!这一点王虎就做得很好!”
张先生看似少有的幽默自然是惹得全班捧腹大笑,但实际上他是被小五气得。
相对于小五的倒数第一,江生的满分而且是班上唯一一个考了满分的学生,自然也成了班上的焦点。
从入学以来张先生就一直在夸江生,江生考试又得了满分,就连他的毛笔字贴也被先生贴在了教室的墙上展览,这自然引起了一些争强好胜的孩子不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