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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太后曹氏听政十三个月后撤帘还政，皇帝赵曙开始视朝。
在太后垂帘期间，入内都知任守忠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不是，而一旦皇帝亲政，他又在其面前换了副谄媚的嘴脸，编造事迹诋毁太后，意指太后不欲还政，乃至有废立之心，令皇帝心存芥蒂，甚至停止每日定省，公开流露对太后的不满。
朝中重臣见两宫不睦，都频频上言，两厢劝解，而司马光在劝解之余更写下洋洋千余言弹劾任守忠，列出他结党营私、收受贿赂、欺凌同列、贪污财物、编造谣言、离间两宫等十条具体罪状，要求皇帝将其处斩。在他引导下，吕诲等言官连续进言，前后上疏十数章，交章劾之，终于迫使皇帝下令将任守忠贬黜出京，蕲州安置。
任守忠虽然被逐，皇帝与太后的关系却未修复。赵曙待太后冷淡，又把仁宗留下的四名**迁出原来的宫室，让自己的女儿住进去。此举令司马光痛心疾首，怒发冲冠，上疏直指皇帝忘恩负义，说：“臣请以小喻大。设有闾里之民，家有一妻数女，及有十亩之田，一金之产，老而无子，养同宗之子以为后，其人既没，其子得田产而有之，遂疏母弃妹，使之愁愤怨叹，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？以匹夫而为此，犹见贬于乡里，况以天子之尊，为四海所瞻仰哉！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。”
此后赵曙略有惭色，在皇后高氏及欧阳修等辅臣斡旋下，才重新开始定省太后。
在冷对太后的同时，赵曙也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流露出尊崇眷顾之意。赵曙生父汝南郡王赵允让薨后被追封为濮王，赵曙即位次年下诏命群臣议崇奉濮王典礼。宰相韩琦、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主张皇帝称濮王为皇考，因为“出继之子于所继、所生父母皆称父母”，而台官吕诲、范纯仁、吕大防及谏官司马光等则力主称仁宗为皇考，濮王为皇伯，说“国无二君，家无二尊”，若皇帝称濮王为父，将置仁宗于何地？
台谏派与宰执派互不相让，长篇累牍地上疏辩论，令这一场争论延续了近两年，史称“濮议”。治平三年，皇太后发出手书，允许皇帝称濮王为父，尊濮王为濮安懿皇，其三位夫人并称后。赵曙旋即颁布手诏，说：“称亲之礼，谨尊慈训。”台谏请罢诏命，赵曙置之不理，最后把吕诲、吕大防、范纯仁三人贬放于外。
这场争论中，朝中臣子更倾向于台谏派，宰执派常被目为奸佞小人，尤其是在辩论中引经据典，为皇帝称亲提供重要理论依据的欧阳修。
赵曙多病，在位不足四年即驾崩，庙号“英宗”。此后登基的是其二十岁的长子，现已改名为赵顼的大皇子仲针。
在赵顼即位不久后，因“濮议”一事与欧阳修结怨的政敌便展开了对他的攻击。先是欧阳修夫人薛氏的从弟薛宗孺与欧阳修有私怨，在朝中散布谣言，说他与其长媳、吴充之女私通，御史彭思忠、蒋之奇遂借此飞语弹劾欧阳修。
但他们拿出的证据却是软弱无力的。吴氏小字“春燕”，他们便找出了欧阳修的几首词，说里面既有“春”又有“燕”，是暗藏吴氏之名。
皇帝赵顼在此事上很坚定地支持欧阳修，甚至当面怒斥蒋之奇，说：“你们大事不议，却爱抉人闺门之私！”随后将弹劾欧阳修的台官一个个逐出朝堂，但仍有台官继续论欧阳修“私媳”之事，而欧阳修也心灰意冷地自请补外，皇帝不许，他便一再上疏恳求。
治平四年三月间，我送画院画师完成的英宗御容图卷去秘阁供奉，偶遇从宝文阁出来的欧阳修。多年不见，他仍一眼便认出了我，很友善地唤我：“梁先生。”
一直以来，他对我与公主都怀有一种长辈般的关爱之情，在我们受到言官猛烈抨击的时候，他都没有随众指责过我们哪怕一次。如今听见他招呼，我心中一暖，立即向他施礼，寒暄道：“久不相见，相公安否？”
参知政事是副相，平时众人亦尊称其为“相公”。但欧阳修一听却摇头，微笑道：“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是参政了，先生不可再称我‘相公’。”
我讶然脱口道：“这却从何说起？”
欧阳修道：“今上已接受我辞呈，免去我参政之职，命我出知亳州。明日我便要离京了，所以适才去宝文阁，拜别仁宗皇帝。”
宝文阁内藏仁宗御书，亦供奉有其御容，仁宗朝臣子离京通常都会前来拜别。
欧阳修的事被台官闹得沸沸扬扬，我是知道的，此刻听他这样说，不免深感遗憾，道：“台官所言之事，今上已辨查其诬，贬黜构陷之人，相公为何仍要求去？”
欧阳修没有细说原因，仅应以寥寥一语：“我只是觉得累了。”
我闻之感慨，又联想到当年言官说他“盗甥”一事，遂叹道：“相公一生性直不避众怨，惜为言者所累。”
欧阳修听了展颜一笑，道：“我年少时曾请僧人相面，僧人说我‘耳白于面，名满天下；唇不着齿，无事得谤’，如今看来，这话倒是应验了。”
我听后仔细打量他，果然发现他耳朵比面部要白，“唇不着齿”外表倒看不出，不知是何意，我亦不好开口去问他，便只是微笑。
与我相对而笑须臾，他又敛去了笑容，对我正色道：“我这一生确实受‘风闻言事’所累，两次名誉受损，也弄得身心皆疲，苦不堪言，然而，我还是很庆幸，我的仕宦生涯是在这个言路开明的时代度过的。”
我一怔，开始品味他的话，而他继续说了下去：“台谏言事有效，上可防止国君滥用皇权，宰执独断专行，下可监察百官，肃清风纪，令奸佞腐败之徒无处藏身，不致政事败坏。而言者强调身居高位者的品行道德，乃至不容其有一点瑕疵，动辄上言论列，其实也是政治清明的表现，尽管在两派相争中，不矜细行，常被对方用作构陷定罪的借口。国朝台谏之中，固然也有利用职权以报私怨、伐除异己的小人，但更多的却是不畏权贵、不图私利、刚正敢言的君子。有他们在，夏竦那样的权臣不能一手遮天，温成那样的女宠没有祸国的机会，张尧佐那样的外戚难以借后宫之势鸡犬升天，而任守忠那样的奸佞内臣更无法弄权干政……风闻言事自然有其弊端，但总好过言路堵塞。若有朝一日，台谏形同虚设，国君恣意，为所欲为，以致女宠、近侍、外戚皆可典机密、干涉朝政，又或朝廷重臣独揽大权，不避亲嫌，以致一门尽为显官，驺仆亦至金紫，道德沦丧，风俗败坏，而言者又畏惧强权，既无法独立言事，又不敢指责身居高位者的过失，百姓纵有意见，亦不能明说，只能把对其供奉之人的不满化作满腹讥议，私下流传……那么，大宋也到了气数将尽的时候。”
此时他肃然回首，望望身后的宝文阁，目露感怀留恋之意，然后再道：“好在我遇到的君主仰惧天变，俯畏人言，严于律己，又并不乏辨识力，知人善任，礼贤下士，从谏如流，国家言路开明，所有人都受到言者监督，无人可肆意妄为、独断专行……所以，我很庆幸生在这个堪称海晏河清的时代……”
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，着意看了看我，才又道：“虽然我们都曾被时代误伤。”
无论是仁宗在世的最后一年，还是在英宗治下，公主皆随母亲居住，尽管宫外的公主宅内还有一位她名义上的夫君。但这种情况在赵顼即位后有了变化。
赵顼是公主钟爱的侄子，从小便与她相处融洽。即位后不久，他便把公主进封为楚国大长公主，给予她的爵邑为当朝皇女之最。他对公主的态度令苗娘子忽然怀有了新的希望，几次找人代为劝说，想请皇帝允许他这位大姑姑与姑父离异，改嫁他人。但赵顼并不答应，当面正告公主母女：“仁祖当年复李玮驸马都尉之名，便是希望姑姑能继续做李家媳妇，尊人伦之妇顺，广天下之孝思，彰邦媛之贤，以仪我皇室。姑姑事仁祖纯孝，故愿遵父命，与李玮再续前缘，以笃外家之爱，如今岂可因仁祖上仙，便不顾遗训，而有改适他人之心？若姑姑执意如此，顼不敢阻止，但请姑姑三思，姑姑与姑父不谐，已使仁祖有遗恨，若再离绝李氏，仁祖泉下有知，又该如何痛心？”
公主默然，并不反驳，而赵顼又提出了一个要求：“姑姑既与李玮有夫妇之名，长居宫中总有不便，外人得知，亦有讥议。不如仍回公主宅居住，琴瑟相调，方为两宜。”
在他的极力劝说下，公主终于同意，按他的意思，回到了公主宅。而赵顼也随后宣布废除“尚主之家，例降昭穆一等”的规定，并正式下诏，要求以后公主下降都要行舅姑礼，如寻常人家新妇那般侍奉舅姑。
据说，在公主将要上车回本宅之时，赵顼曾向她欠身致歉，说：“对不起，姑姑。可是所有皇室中人都一样，既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。”
有好事者把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，一边说一边窥探我的表情，而我沉默地听着，面上波澜不兴，心里也没有他们期待的情绪驿动。因为我知道，对公主来说，结局早已注定。公主的花期已在她二十五岁时结束，凋零的花瓣栖身何处，其实已并不重要。
可想而知，她在公主宅与李玮过的是绝对“相敬如宾”的生活，他们彼此都受伤太重，破裂的关系他们也不会再尝试修复，能各自保持安静的状态便好。有一次我听一位画师说起他在李玮园中看见李家小公子，细问之下我得知，那是韵果儿所出，而公主并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当然，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有。
每逢节庆，我都会去集英殿的宫墙下，看公主为我裁剪的花胜。她也从不失约，当天黎明即把花胜挂上桃花树梢，待我等到集英殿院门开启，进到院中的时候，那些越过墙头的彩缯花片早已迎着清风在枝头飞舞，像一群寻香的蝴蝶。
年复一年，都是如此。她回公主宅长居之后都没有放弃这个习惯，总会在节日前一天入宫，依旧于黎明时分挂上花胜。
有一年七夕，她不知为何来得晚了，我等到将近午时才见桃花枝头有花胜挂出，是挑在一根竹枝之上，伸到桃花树上挂好。
是公主亲自挂的么？我快步靠近宫墙，隐隐听见里面传来的环佩声。